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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中的那些“讲礼”与“不讲礼”

华夏是礼仪之邦,这个口号一直喊了几千年。但是,不论是今世还是历史,现实还是文化创作,我们发现屠sha、阴谋、强夺等非礼之事充斥着视线。那么,华夏之国究竟讲不讲礼呢?

要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需要探讨礼的含义。我认为,最好概括礼的一句话是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。以家庭伦理为基础,逐步扩大这种父子、兄弟的关系,官民,君臣是父子,讲求服从;同级是兄弟,讲求和气;各个身份在这种伦理框架下的行为准则也应运而生,如果准则都遵守了,社会也就达到了平衡。所以,礼是对应身份和关系的行为准则。

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要想评判一种植物的强韧,必然要使其在恶劣的环境下。同样,要探究“讲礼”与否的问题,就要在不安稳的年代观察。正好我最近开始读《左传》,就以春秋中的故事为探讨素材吧。

首先,不论战况如何,不论冲突怎样,“礼”在明面上是要讲的。鲁桓公五年,周王,也就是礼中的正统,和郑庄公起了冲突(原因不知)。于是,周王召集诸侯讨伐郑国。郑国凭借攻击薄弱点的方式打退了对方,并且还射伤了上阵的周王。这个节骨眼,郑国的将士提议继续进攻,但是郑庄公拒绝了,说不能凌驾于周天子之上,不但没有继续进攻,而且晚上还派人去慰问周王。原文是“君子不欲多上人,况敢陵天子乎!苟自救也,社稷无损,多矣”。

这里可以看到,作为诸侯,郑庄公哪怕在受到攻击、有机会反攻的情况下,依然选择以礼相待。我认为不进攻是利大于弊的,不说舆论如何,进攻周王没有意义,难道郑庄公要取代周王吗?反而会耗费人力物力,得不偿失。在利弊的前提下,郑庄公语言的逻辑还是属于礼的。首先,对于郑庄公这个阶层,即“君子”,的人来说,对人不能过多凌驾(多上人);然后,要对周天子要更为尊重;保护社稷是责任(诸侯的行为准则),责任依然没有受到破坏;所以,进攻的事是过度的(多矣)。

所以,哪怕是在战争的情况下,人们也是“讲礼”的,语言逻辑等主观表现出来的言行都是在礼的框架之内。

但是,就算郑庄公真的是出于礼而不进攻周王,实际上不“讲礼”还是主流

鲁桓公二年,宋国大夫督杀死司马,即孔子的祖先,宋王怒,于是督为了保命就把宋王杀了。虽说是宋国的内政,但是按照礼,各国不能坐视不管,要帮助宋国(平级互相帮忙的准则),惩治奸人,另立新王。所以四位诸侯会面,商议评定祸乱。但是,这位大夫先是立待在郑国的宋公子为王,向郑国示好;然后,用大鼎贿赂鲁桓公,也贿赂其他几个君主。诸侯就不再追究。这其中礼不复存在。

更为严重的是,鲁桓公收受大鼎后,臧哀伯从不能僭越(大鼎不合礼)、来源不光彩和社稷三个礼的层面进谏,不能用这个大鼎,但是哪怕仅仅表面功夫,不涉及核心利益的事情,作为周公的后代,鲁桓公不听劝,继续用。

鲁国是最讲礼的国家,一方面君主是周公的后代,一方面各种礼仪礼器保存得最好,孔子对此表示赞许。然而,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,其君主却连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,贪图虚晃的大鼎,弃礼于不顾。

所以,礼的约束力是没有的。人大多是逐利的,然而礼没有约束力,那么当二者哪怕有一点冲突的时候,大部分情况下一定是不“讲礼”的。

因此,春秋时代人们只是表面上做做礼的功夫,实际上根本“不讲礼”。

道德经有句话,我觉得很有意思,大道废,有仁义;智慧出,有大伪;六亲不和,有孝慈。如果本来就有,想要恢复情有可原;如果本来就没有,还讲着要恢复,恐怕只是另有所图吧。

作者:王天一 公众号:天一的思考